在經學學術，大凡有創(chuàng)見的學者多能拋開傳統(tǒng)陳說，善于結合自身的生命體驗以重新解讀經典。宋代學者對《春秋》的闡發(fā)同樣遵循了這一路徑，宋人治《春秋》重義理，四庫館臣曾說：“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榖梁》法”[1]。用《公羊》、《榖梁》重義理的精神治《春秋》，的確道出了宋代《春秋》學解經的總體特征。如前所引，黃震也曾論道：“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圣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圣經，反以圣經釋凡例也�！秉S震之論可謂概括了“《春秋》學”的主體特征，即以“例”解經[2]。雖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經乃“依經廢傳”、“舍傳求經”、“會通三傳”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學的解經方法絕非僅限于此。如果后來的研究者僅僅局限于成說則會產生一個誤導：即至少漢、唐時期眾多的解經傳統(tǒng)至宋代全都斷裂無續(xù)了，而宋儒則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經“新路”，這種理解顯然是十分片面的。
造成上述偏頗之見的原因有很多，在筆者看來最主要的一點是后人未能發(fā)現宋人于經解中的細微用心，即宋儒在“自騁新意”、“己意解經”的過程中，依然或多或少地在遵循《春秋》學的既有解經傳統(tǒng)。歐陽修曾云：“《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圣人所盡心也。”[3]關于三傳對《春秋》所作的注解，存在諸多明顯違背圣人原旨之處，歐陽修這段概括應該可以基本代表宋儒的普遍想法。但通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春秋》“別嫌明微”、“是非善惡難明之際”以及“圣人所盡心”之處，那么，宋儒如何發(fā)現以及闡發(fā)出圣人所“盡心”之處呢？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與其說是圣人所盡心之處，莫如說是宋人自己學術見解所“盡心”之處，但無論是哪一種并不重要，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于宋代《春秋》經解的行文中發(fā)現宋儒如何抉發(fā)圣人“盡心”所在。略舉數例言之：依據《春秋》經，魯隱公實際為魯公，而三傳皆云其“攝位”；經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傳卻說弒君者非趙盾也，實為趙穿；經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傳卻言非弒也，罪在父病進藥，許世子不知嘗藥而已。如果三傳上述所解乃孔子本意，則《春秋》書魯隱曰“公”，即“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書“弒”于盾、止，則是誣陷忠臣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孔子作《春秋》旨在以“別是非，明善惡”，豈會“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其實，這些都是《春秋》學獨特的解經方法，都是當今的研究者所無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經解問題。
以《太平御覽》卷640所引《董仲舒春秋決獄》為例：
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
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洞呵铩分x，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4]
董氏所引《春秋》大義見于《公羊傳》昭公十九年，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董仲舒從這條經例引申出“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的觀念，即成為《春秋》決獄的基本原則[5]。所謂“原心定罪”，即于判案時以犯罪者的主觀動機和目的來考量。只要動機正確，即使造成了嚴重后果也不予追究或給予譴責。反而言之，只要有犯罪的動機與目的，即使未曾實施犯罪，也該追究責任。在《春秋繁露·精華》篇中，董氏即簡要地論述決獄原則：“《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6]這就是說，必須分清犯罪的動機和后果，如果動機善良可以從輕論處，動機惡劣的犯罪雖未達目的也要從重治罪；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如果動機善良，可以從輕論處。有人將這種做法稱為“原情定罪”。這既將《春秋》視為一部可以決獄的法典，更是一位善于權衡原委的法官，從而將《春秋》人格化。此處，對于《春秋》是否人格化的論題暫置勿論，我們只需要關注董仲舒從《公羊》義中引申出的“求情責實”、“原心定罪”的思考路徑，并還以董仲舒所引上述趙盾弒君、許止嘗藥之事為例，將其置于宋代《春秋》學的視域中進行探討。
一、趙盾弒君例
就孔子而言，“求情責實”所要辨明的乃當時亂臣賊子文過飾非，強詞奪理之言。但在經解上需要“求情責實”的問題[7]，則發(fā)生在經傳異同之辭上。經傳不合之處甚多，但論代表性大概莫過于宣公二年，《春秋》所書“趙盾弒其君夷皋”這一例，此為歷代《春秋》學熱門話題：弒君之真兇為趙穿，《左傳》、《榖梁傳》皆有明文。問題的焦點誠如《榖梁傳》所云：“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
對此條經文，《左傳》曾詳述其事道：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會，士季名）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比M及溜，而后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被锥鴮υ唬骸叭苏l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猶不改。宣子（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候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彼旆鲆韵�。公嗾夫獒（猛犬）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大，雖猛何為！”斗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睂υ唬骸白訛檎洌霾辉骄�，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笨鬃釉唬骸岸胖际芬�，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此時是晉靈公十四年，晉靈公大概有十五、六歲。從《左傳》所列舉之事看，晉靈公是個典型的紈绔少年：加重百姓稅收，在墻上作畫，用彈弓打人以欣賞被打者逃跑的窘境；因熊掌未煮爛便殺死廚師，聽到批評進諫后，卻還是一如既往，甚至聽厭了勸告后便派人暗殺大臣，放惡犬咬人等。如此惡君，實在可逐、可殺。與此相反，《左傳》中的趙盾卻尊敬君主，勤奮職守，一直是一位賢臣形象�！蹲髠鳌凡⑽从涊d趙盾是否事先預知趙穿弒君，但作為晉國正卿在君主被弒時而出走，也很難洗脫弒君嫌疑。因此，太史董狐則沒有直接證明趙盾是弒君者，而是擺出了兩條證據：一是“亡不越境”，身為正卿，在君主被害之時仍在境內則必須對此事負責。二是“反不討賊”。趙盾返回后竟然不追究弒君者趙穿的責任，還讓他去周王室迎接黑臀來做晉國的新君。正是這兩條證據，讓趙盾也不得不承擔責任�？鬃幼x史至此，一方面贊賞董狐書法不隱，一方面也感嘆趙盾無愧為古代的良大夫，可以“為法受惡”，甚至對趙盾未逃亡出境而感到惋惜，可見，《左傳》認可孔子對趙盾為古之良大夫的贊賞。
《左傳》所表達的對趙盾的同情之義，在后世遭到了許多批評[8]。其實這也十分容易理解，歷代《春秋》學者基本上都是君主專制制度的衛(wèi)道士，不可能同情進而寬恕弒君之賊�！豆騻鳌冯m然對此無解，公羊學者董仲舒卻對此例作了詳細分析：
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拒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茍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掛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9]
董仲舒本著“察視其外，可以知其內”的原則，認為趙盾“終始無弒之志”，因為《左傳》記載趙盾平時“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彼�，當“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時，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10]董仲舒據此論道：“按盾辭號乎天，茍內部不誠，安能如是？”所以“盾不宜誅”。有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洞呵铩坟熢诙挥戀\者，弗系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11]意思是，弒君之賊未得到懲罰的并非一國所獨有的現象，有重臣在者不加責，而趙盾不在卻要背負弒君惡名？董仲舒答道：“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如此才能“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這也就是“《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可見，董仲舒解經重“志”之用意了！
董仲舒重“志”以推原經文本義的方法在宋代亦有回應。宋儒就本著求情責實、原心定罪的立場，循著經文背后的具體史實來推斷趙盾弒君的罪責[12]。例如，歐陽修也循著上述思路對此問題進行了關注[13]，其論曰：
弒逆，大惡也……法施于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洞呵铩酚梅ǎ蝗缡侵p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后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跡涉于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圣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后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跡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14]
此處的議論，歐陽修著眼于“是非之理”，他認為趙盾有無弒君之心，“此疑似難明之事，圣人尤當求情責實”。事實上，《春秋》舉“趙盾”之名而言其“弒”，就已說明了此事的情實及其是非。因此，歐陽修一方面辯駁《公》、《榖》義例，一方面回應三傳敘事中為趙盾開脫之辭。他指出，《春秋》施法于人雖小必慎，且有其法則可言，這法則便是“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此論對后說影響極大，之后所謂圣人筆削在宋儒言之往往便等同于“是非之理”。如若趙盾確實未弒君且無弒君的動機，則《春秋》不應放縱弒君之趙穿，而以此弒君大罪加諸趙盾；如果趙盾果有弒君之意，當然罪在趙盾，則《春秋》不應“輒加之，又輒赦之”。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15]。
孫覺對此事則論曰：“若盾者，蓋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盾執(zhí)政之久，其賢聞于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盾出奔未遠而其族人乘國人之不悅而弒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況不討乎！”[16]可以說，孫覺揭示的“陰弒其君而陽逃”是對趙盾弒君動機的一個總體描述，也是趙盾難以推脫弒君之罪的主因所在。另外，孫覺還提醒人們注意弒君者的“陰險”，即那些“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于此類人“皆以殺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崩鐝s隠公的是公子翚也，而桓公被罪；殺子赤者乃公子遂，而宣公被君。因此，孫覺總結道，若“必待親弒然后罪之，則*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不知孔子原情定罪而罪當其人爾�！盵17]王皙則認為，晉靈公不君，趙盾也非實弒君而《春秋》猶書盾弒君，是因為“《春秋》假行事以示教，原情意以明微。盾為正卿，亡不出竟，則君臣之義未絕也。君臣之義未絕，而族人弒其君，盾于是而復且不討賊，則是不能以大義滅親而同乎趙穿之意也。故圣人特以弒君之罪加之爾，意者，懼后世有*杰之臣為陰謀狡計之事，故明微以示敎，此圣人之變例也。”[18]趙盾雖未親手弒君，但出亡未越境而返，這表明君臣之義猶在，則趙盾必須討伐弒君的族人趙穿，但趙盾并沒有這樣做，這就顯示了趙盾本人就已經有弒君之意。故圣人特以弒君之罪加之，以此懲戒后世*杰之臣為陰謀狡計之事。此外，北宋蕭楚還特意撰《不書弒君之賊辨》一文，以辨別弒君者之動機：
《春秋》之文，有罪眾人之所不罪者，有疑眾人之所共疑者。罪眾人之所不罪，不予*人之幸免也，疑眾人之所共疑，慮無辜之濫及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皆非親剚刃于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弒君加之，不予*臣之幸免也……若包藏禍心以為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偽大*者獲逞矣。若跡涉闇昧必加之刑，則良善稚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之訓也。[19]
蕭楚認為《春秋》明察秋毫，就是為了使*人不得幸免；無辜者不至濫及。許止進藥、趙盾弒君，雖然均非親刃其君，但《春秋》仍書其為“弒”，便是不予*人以僥幸之機。
實際上，歐陽修、王皙、蕭楚等人于《春秋》所載之“事”中探求《春秋》之義，即所謂的“求情責實”的解經方法，正是主《左傳》以解經者的常用之法。如對于“趙盾弒其君”之事，蘇轍就說：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盾將出奔，而趙穿弒公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于乎！‘我之懷矣，自伊貽感’，其我之謂矣�！笨鬃勇勚唬骸跋б�，越境則免�！被蛟唬骸皬s君，大惡也。不越境，微過也。盾不弒君，而以不越境加之弒君之名，可乎？”曰：“亡而越境，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不知謀也。今亡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孰知非盾之偽亡而使穿弒君者。如是而以穿居弒君之名，則盾計得矣。弒君之罪，而容以計免乎？”故曰：“于晉趙盾，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贝硕�，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20]
蘇轍解經，自“晉靈不君”以下至“惜也！越境則免”屬于以史傳經，是根據《左傳》的歷史敘事作為解經佐證，凸顯其解經特色。蘇轍此處議論雖較長，但實際上是在回答議論起始的兩個問題：其一，董狐辯護之言“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其二，孔子微婉之嘆“惜也！越境則免”。若概括言之，問題之焦點誠如劉敞所言，只在討不討賊，而不在越不越境[21]。循《左傳》所載史實，當“趙穿攻靈公于桃園”之事發(fā)生時，身為執(zhí)政正卿之趙盾“未出山而復”，此即史官所謂“亡不越境”。董狐所責備之處是因“責其遷延留宿，潛有所待，以為與謀職證耳”；否則，趙盾身為正卿，亡不越境，義當討伐弒君之賊，而盾“反不討賊”，則是不能以大義滅親，而與趙穿為同謀共犯[22]。若依蘇轍所假設“亡而越境，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不知謀也”，則可赦免趙盾之罪，而事實則相反，則誰又能知趙盾非“偽亡而使穿弒君”的呢？現辨析《左傳》敘事再考察《春秋》屬辭比事之法，均發(fā)現趙盾未出山而復之后，不但“反不討賊”，竟然“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穿與盾同被弒君之名則不為過�！�
同蘇轍一樣，呂祖謙亦長于《左傳》之學，善于從《左傳》所載之事中申述己見，對于“趙盾弒君”呂祖謙論道：
左氏載趙盾之弒君，讬為仲尼之言，曰：“為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為法受惡”，是盾本無弒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圣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圣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弒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為后世所疑矣。盾之弒君本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于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于盾未出奔之前，而作于盾方出奔之后：盾身朝出，穿變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弒。是弒君之由實起于盾，穿特為盾役耳。[23]
呂氏認為《左傳》書趙盾“為法受惡”是假托孔子之言，因為趙盾若有罪則其無可推卸；若無罪，《春秋》亦不會使其蒙受惡名。如果真如《左傳》所言趙盾乃“為法受惡”，這等于承認了趙盾本無弒君之罪，而是史官強加給趙盾的，這是圣人所不能容許的。呂氏進而分析了趙盾之“罪”，他認為晉靈公雖然是為趙穿所殺，但這場災難不是在趙盾出奔前，而是發(fā)生在其出奔后，趙盾早上出奔，趙穿晚上就弒君，很顯然，弒君之由實起于趙盾，趙穿無非聽從于趙盾的使喚而已。
呂祖謙進而更深入地分析道：一方面，“使穿專弒君之謀，則事捷之后，當席其威而竊國靈，何有于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為盾而不為己，明矣。”如果趙盾是獨自謀劃弒君之事，則事成之后應當是自己竊取國柄，但事實相反，他反而讓逃亡而歸的趙盾秉持大權，個中緣由就顯而易見了。另一方面，“盾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得其為己用而陰報之也�！壁w盾聽到國君被弒而急忙返回，不但未能復君仇而且還迎接新任的國君以固恩寵。呂氏在此特地作了一個比喻：“卒為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奴為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奔词古`為了主子而殺人，但論罪定刑，依然會說兇手是主子。因此，“穿既為盾弒君，盾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為法受惡’者也。”[24]趙穿既然是為了趙盾而弒君，則趙盾即使想推辭弒君之惡也是不可能了，這也是董狐、孔子因襲不改而直書其惡的原因。
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解經，處處本著“求情責實”的原則，即基本依照《左傳》所敘之事以原情定罪。前文已介紹《左傳》、《公羊傳》對“趙盾弒君”的解釋，此處亦不可略過《榖梁傳》。三傳中，《榖梁傳》較之《左傳》更注重闡發(fā)經典大義，故此處亦有其特殊見解，其云：
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 后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倍茉唬骸疤旌�！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 ，見孝子之至。
《榖梁傳》不主以事解經，因此，此處較之《左傳》對晉靈公的劣跡少了許多記載，但在對晉靈公為昏君的認識上兩傳是相同的。但我們細細比較則可發(fā)現，《左傳》細述靈公無道與趙盾之賢良，至少暗示了趙盾枉被弒君之名。而《榖梁傳》則重點敘述及評價趙盾的罪責，認為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其刻意點出的“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原則，更是后世“《春秋》決獄”中原心定罪的主要基準之一。
如北宋張大亨就是此一解經方法的使用者，他說：“《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fā)為主，所以誅其意也……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跡似而同其誅，非天下至公，孰能與于此？”[25]張大亨的解釋十分明白，《春秋》對于弒君之賊是“以禍所從發(fā)為主”，以此杜絕后世亂臣賊子弒君之意圖，他認為，也只有《春秋》才能做到如此公正的審判。葉夢得于其經解之中更是詳細地貫徹了“原心定罪”這一原則，其對趙盾弒君之事論曰：
此弒者，趙穿也。曷以為盾主弒？盾，正卿也。臣弒君，在官者殺無赦。盾有憾于靈公，而出。聞靈公弒，未越境，非君命而自復，不討穿，反與之并列于朝，君子以為此同乎欲弒靈公者，特假手于穿爾。是以探其惡而誅也。葉子曰：左氏記盾事，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有為，不為爾，使與聞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則安取于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而況已出？《春秋》書盾，非以其實弒也。榖梁氏載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是蓋推盾之志而加之弒者也。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于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于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則盾為實弒矣。安有實弒君而為法受惡？是區(qū)區(qū)何足言者，猶得為良大夫乎？親弒其君者，其惡易見；假手以弒其君者，其惡難察。使盾而得免，則亂臣賊子，皆將假諸人以肆其惡，甚乎親弒君者矣。故以趙盾一見法焉。[26]
葉夢得認為殺害晉君的人其實是趙穿，但是《春秋》故意標舉“趙盾弒其君”，目的就在于為后世設立一條君臣“大法”。依據《左傳》所載史實，盡管真正弒君之人為趙穿，晉史董狐卻認為趙盾身為正卿，執(zhí)政大夫，在事發(fā)時“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這意味著趙盾其實默許弒君事實的發(fā)生，因此董狐刻意書寫趙盾，使其背負主要責任。葉氏進一步認為“親弒其君者，其惡易見；假手以弒其君者，其惡難察�！奔凑嬲膹s君兇手容易發(fā)現，而借刀殺人的*臣不易察覺。《春秋》特別以趙盾作為兇手，即在于譴責趙盾默許弒君事實發(fā)生的動機，并避免姑息后來的亂臣賊子假借他人以弒君的罪惡。葉夢得特別注意到《左傳》所省略的“志同則書重”這句話，他認為這是理解此條經義的關鍵文字，所謂“志同”即與兇手同有弒君的動機，《春秋》正是依照這條準則才不記載“實弒君”的趙穿，而是記載當時職責更為重大的晉國正卿趙盾，責備趙盾姑息兇手、默許弒君的企圖，并以此警戒后世假諸他人以肆其惡的亂臣賊子。
二、許止弒君例
與“趙盾弒君”類似的還有另一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弒其君買。”對此，《左傳》同樣記敘了此事經過：許悼公生瘧疾。五月戊辰，喝了太子止送上的藥，因藥力無效而去世，《春秋》因此記載道：許止“殺死他的國君�！薄蹲髠鳌愤�借“君子”之口道：“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只要忠心事君，即使不進湯藥亦可；進奉湯藥，則反而易招致弒君嫌疑�！稑b梁傳》則仍然沿用日月時例解經，認為此處標明具體的“日”是因為：“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涣⒑跗湮�，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薄稑b梁傳》進一步補充了史實，讓我們知道許止在其君亡故后，主動承擔責任，并讓位于其弟，甚至到了“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的地步。因此，《榖梁傳》亦即其自責而止，并未深究。
《公羊傳》解釋道：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 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在《公羊傳》看來，為人子女侍奉親疾總是希望父母之病能夠迅速痊愈，因此，一飯一衣的添減都需要小心翼翼。而許世子因為不懂嘗藥的重要性，進藥而害死了國君，所以《春秋》加“弒”字，表示罪許止事君不周之過。但是因為許世子是無心之過，《春秋》書“葬許悼公”，表示赦免了許世子之罪[27]。《公羊傳》將此例說的大義凜然，因此《春秋》書悼公之葬是否乃赦止之意？因為，《春秋》既書許止弒其君買，之后又書許悼公之葬，不合“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例，這就表示許止“不成于弒”，即無心弒君，因此《春秋》赦免其所涉之罪[28]。假如《春秋》誅討亂賊乃謹嚴慎重，名正實嚴，則必不至于加以弒逆大惡，又從而赦之，如此輕易地自毀原則。諸如此類穿鑿害經的傳例，在宋代以后飽受批評，顯然其來有自，絕非無的放矢[29]。
許世子止進藥于父而己不先嘗，父飲藥以死，由此可知藥不可以妄進，進不容于誤也。在歐陽修看來，圣人將此事書于《春秋》決非告誡后人許止當先嘗藥。他說：“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為此，當難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爾�！彼c人辯道：
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嘗藥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后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大惡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30]
圣人用心深刻，決非“難者”所能知曉。雖然也有人認為許止“不討賊、不嘗藥，其罪輕于弒君�？鬃硬粦圆挥戀\、不嘗藥之人而加之弒君之罪”，但孫覺對此駁斥道：“止以藥弒其父，安知止心不欲弒也�！被蛘咴S止本人以只背負“不嘗藥之名”而僥幸時，孔子卻看出其弒君之心，故書“止弒其君矣”。因此，這是常人“不知孔子原心定罪，而罪當其人爾” [31]。對于孫覺猜度許止弒君自立之意，胡安國并不同意，他認為“止無此心”，這從《榖梁傳》所敘述的許止自責的言行，以及最終抑郁而終的事實便能看出。許止無此心而被以大惡之名，主要是因為“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边@種忽視君父之尊的行為如果不慎重，則會成為“篡弒之萌，堅冰之漸”[32]，而杜絕*臣賊子杵逆君父的言行，這正是《春秋》原心定罪的本意所在。只要為人臣子“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所以，《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于微之意也�！盵33]
由上述可知，孫覺與胡安國解經的重點在圍繞許止該不該先嘗藥一事，劉敞則從《春秋》書法來為《公羊傳》“圓場”：
賊未討，何以書葬？討之矣。此未有言討之者，其曰討之，何以？止之自討為討之，止之自討，奈何？許悼公瘧，太子止進藥焉，悼公飲之以卒，止曰：“是我弒吾君也，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奁�，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贝酥怪杂懸�，君子以為盡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止弒其君而莫之討，其謂之盡何？《春秋》原情，止之情以忠信為之也，止之情以忠信為之，則曷為加弒焉爾？古者醫(y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世子止不知世醫(yī)、不知嘗藥以陷于大故，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以其義為已討矣。[34]
劉敞認為弒君之賊已討，只不過這種討伐的方式是許止“自討為討之”，許止在其父死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之中，直至未逾年而死，這便是其“自討”。而且，依照《春秋》“原情”的慣例，許止可以算作忠信之人了。既然如此，《春秋》還是要加弒君之罪于許止，就是責備“許世子止不知世醫(yī)、不知嘗藥以陷于大故”，所以《春秋》先加“弒”于許止，又書“葬許悼公”以赦其罪。
葉夢得依然循著趙盾弒君的思路來直接探究許止之“志”：“止非弒而言弒……是以因其志而正之也�！彪m然許止沒有實弒君，但《春秋》為正其“志”而書“弒”，何以知之？許止自言“與夫弒者”，即實際參與了弒君，因此，《春秋》“從而加之弒者，使天下后世知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弒，故曰所以勸也。此悼公所以得葬于后，如是而為人子之道盡矣。故以許止一見法焉。”[35]這即是《春秋》所謂“弒君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即是弒君之賊僥幸未遇到討伐之人，也不敢“自逃乎弒”，這是《春秋》尊君之大法。
小結 原事與逆志：求情責實的尷尬
宋代《春秋》學雖屢遭后儒冠以“馳騁議論”、“己意解經”的罪名，但其經解中仍然對前代《春秋》解經方法有所繼承，本節(jié)所論之“求情責實”、“原心定罪”即為其中解經原則之一。而且，本節(jié)所選兩個“弒君”實例，都是為了“示天下廢臣子之節(jié)，其惡之大若此也”[36]。三傳“君子”為了維護“臣節(jié)”而載述趙盾、許止“弒君”之事，使二人皆“蒙冤”。此后，三傳又能解釋二人非實弒君又“赦而不誅”。宋儒在解經過程中也注重從形之于外的事件，來分析人內在的思想意念，從而產生所謂“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論輕”的兩種結論�！爸尽焙汀氨尽倍际侵阜Q人的心思而言，人由心志意念而發(fā)諸行為事跡，故心志可以說是行事之“本”，所以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平心而論，“求情責實”、“原心定罪”的解經原則確實具有其合理性。這如同現代人判案一般，去考察別人的作案動機，以此來酌量刑罪�！坝纱丝磥�，‘原心’的完整含義包括對大義的維護，也包括對當事者動機的體諒，要在‘大義’和個人動機之間尋找某種程度的平衡�！盵37]以本節(jié)所舉之趙盾、許止弒君二事言之，宋儒對許止尚有赦免之辭，而對趙盾幾乎無一予以寬恕。大多數宋儒所依據的，正是許止初無弒君之意，事變發(fā)生后自責至死；而趙盾則于逃逸后君被弒，君被弒后重回執(zhí)政等史實。因此，在上述諸多議論中，“原情定罪”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同時，“《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38]，是說《春秋》褒貶是非重視推原其“志”，然而，心志無形，難以憑空捉摸，如何才能“原其志”呢？即使如蘇輿所認為的“事之委曲未悉，則志不可得而見，故《春秋》貴志，必先本事。”蘇輿主張“事之委曲”，無非就是尋繹人物的行為之跡，詳悉其原委。但這樣就一定能得出一致的結論嗎？即使從許止進藥一事也可看出，事件雖只有一個，不同的分析卻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如孫覺猜度許止弒君自立之意，胡安國認為這是《春秋》提醒人君警覺“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杜絕*臣賊子杵逆君父的言行，劉敞則為《公羊傳》“圓場”，呂祖謙則認為許止并非“為法受惡”[39] ，如此眾口異辭，可見即使眾人所本之事、情為一，最后得出的“實”、“罪”仍然有較大差異。可見，宋儒為了維護“《春秋》大義”的絕對性，卻使得解經過程中“原心”之法產生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前人所重視的《春秋》“決獄”之法[40]，并非完美無缺，而宋儒用之無疑，在解經中便不可避免地流于主觀隨意性，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以己之好惡“原”事之“委曲”，進而褒貶誅赦[41]。這正如《鹽鐵論·刑德》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42]
注釋：
[1]（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28頁。
[2]對于《春秋》及其三傳的以“例”解經，趙友林《<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目前最為系統(tǒng)的研究著作。
[3]（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132頁。
[4]（宋）李昉：《太平御覽》卷640，《四部叢刊》本。
[5]董仲舒還對這種書法進行了具體解說：“《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洞呵铩沸薇灸┲x，達應變之故，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滅絕也�！保h）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3頁。
[6]對于所謂《春秋》之“志”，《春秋繁露·仁義法》解釋為：“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于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惫孰[不書正（隱公十四年，除元年發(fā)正月之義外，其余皆不書“王”字），桓不書王（魯桓公在位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書“王”），《公羊傳》以“成其意”，于桓書“如其意”，凡此皆為孔子假《春秋》治人之志也。見劉異：《孟子春秋說微》，《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四卷三號，第521頁。
[7]實際上，“求情責實”、“原心定罪”在董仲舒與宋儒之間仍有傳承，歷代的“《春秋》決獄”自不必說，鄭玄《起廢疾》中就曾說道：“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后，與晉為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敝刑凄⒅舱f道：“正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是將“原情”作為《春秋》褒貶的依據。因為在啖助看來，當時世衰道微，形式上的禮制名位，已經不足以作為道德價值的最后判準，此時唯有“原其情”，探究人心之本意，才能做為善惡褒貶的依據�？鬃右浴霸槎ㄗ铩钡姆绞絹頁P善懲惡，所以要探究《春秋》本旨，必得透過原其情的方式�？梢�，這一解經思想也得到了后起宋儒的繼續(xù)發(fā)揚。
[8]葉夢得的批評最為詳備�！洞呵锟肌肪砣d：“左氏載‘仲尼曰’、‘君子曰’，兩者不同。君子即孔子，似是其弟子所記�；虍敃r尊之者之傳，然未必皆實�；蛴兴綍�，不可盡信。如趙盾事，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苏Z《公羊》、《榖梁》不載，今謂董狐書法不隱，為良史，可也。謂趙盾為法受惡，方加以弒君，便進以良大夫，固已不倫，然猶云可也。至于越竟乃免，則于理為大害。夫《春秋》論實殺不實弒爾。實弒者，以法而正書弒。非實殺者，以義而加之弒。今以盾非實弒，責其不討賊而加之弒，則自不當論免、不免�？v越竟而反，不討賊，亦當加弒矣。若實弒者，在國亦誅，越竟亦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尚何以越竟為限乎？此乃晉史盾之黨，為盾辭，而假之孔子，左氏不能辨也。故其載董狐語，略而不全�！豆颉吩唬骸藦s爾君，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榖梁》曰：‘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今“非子而誰”語三家略同，而《左氏》獨略去“人弒爾君”及“志同志重”之言，直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若此，即盾乃與聞乎弒者矣。安得更有為法受惡之事乎？以是推之，凡《左氏》稱仲尼、君子之言，學者要當折之以經，參之以理，而后可信也。”
葉氏這一大段分析，主要在駁斥《左傳》針對趙盾一事所記載的孔子言論。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比~氏認為無論如何趙盾事絕無“越竟乃免”的可能。葉氏的觀點出自《禮記·檀弓》：“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闭J為只要是弒君的兇手，不管是真正下手的趙穿，或是默許的晉國正卿趙盾，都不可姑息，都必須背負弒殺君主的責任。對趙盾來說，絕無可能因為事發(fā)時的確遠出國境，就能免除弒君的罪責。
[9]（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5頁。
[10]《公羊傳》宣公六年。
[11]（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頁。
[12]在宋代，由于學者解經大都好出“己意”，因此，很難有對同一事無異議者，趙盾弒君一事亦然。翻閱相關材料，完全肯定三傳對此條解釋的合理性的是葉適，他認為對《春秋》事實的認識首先要依靠三傳：“凡《左氏》、《公》、《榖》敘事本皆同者，皆當時之所謂大事，天下所通知者也。”對于趙盾弒君之事，葉適論道：“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義，與他史法不同，舉世從之，雖孔子不能易也。然而圣人亦自以為太重，而傷趙盾之慮不詳，被以此名不得辭也，故曰‘惜也，越竟乃免’，蓋人之所嚴者，孔子之所寬也。后世乃以盾為實弒君，其曰穿者，《三傳》之妄說也。嗚呼！《左氏》之書不知有《公》、《榖》者，在前故也；《公》、《榖》在后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兼不相知，其事同者，天下之通見聞也。今反以為妄而疑之，非以實事為空文乎？”（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3-124頁。
[13]歐陽修《春秋論》上篇云：“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由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倍湟庖娂础洞呵镎摗分衅_宗明義所云：“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131-132頁。
[14]（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133頁。
[15]歐陽修曾就此問題與劉敞進行交流，他說：“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誠弒之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為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保ㄋ危﹦⒊ǎ骸豆窍壬茏佑洝罚虾＃喝A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1頁。
[16]（宋）孫覺：《春秋經解》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宋）孫覺：《春秋經解》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宋）王皙：《春秋皇綱論·罪弒》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宋）蕭楚：《春秋辨疑·不書弒君之賊辨》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宋）蘇轍：《春秋集解》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宋）劉敞：《春秋權衡》卷五，宣公二年：“君臣之際當以義為斷……然則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比~夢得《春秋三傳讞》卷四載：“所以責盾者，在討賊不討賊，不以竟為限，使盾越竟而復不能討賊，則遂可免乎？”
[22]（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左氏博議》（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6-537頁。（宋）王皙：《春秋皇綱論》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左氏博議》（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9-540頁。
[24]（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左氏博議》（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0頁。
[25]（宋）張大亨：《春秋通訓》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宋）葉夢得：《葉氏春秋傳》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依《公羊》例，“《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即弒君之賊未得到懲處的前提下，國君不可安葬；即使安葬了，《春秋》也會通過不予記載的方式表達對違禮行為的譴責。實際上，《公》、《榖》皆有此例。如魯隱公十一年，《公羊傳》曰：“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薄稑b梁傳》曰：“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董仲舒也說：“故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保h）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5頁。
[28]《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經）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經書）‘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公羊注疏》卷二十三。《榖梁》義相同，不過其所用之例卻是月日例。
[29]如孫覺就批評說：“《春秋》之義，世子弒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葬蔡景公；許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是也。而《公羊》以為赦止之罪。夫《春秋》之法一定而不可易也，嘗加之弒君而又赦其罪，何其二三歟？《公羊》不知世子弒君，不待討賊而書葬，故妄為之說爾�！保ㄋ危⿲O覺：《春秋經解》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0]（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134頁。
[31]（宋）孫覺：《春秋經解》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孫覺在稍后對《榖梁傳》所謂“因其自責而責之”不滿，說道：“夫圣人原止之情以加之罪，即其言誤而責之爾，何謂因其自責而責之乎？”同前書，卷十一。
[32]胡安國此論當秉自陸淳，陸淳曾于《春秋微旨》卷下云：“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矣。故圣人罪止一人，以絕萬世之禍也。”
[33]（宋）胡安國：《胡氏春秋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5頁。呂祖謙的論述雖無胡氏詳細但含義相近：“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弒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弒，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宋）呂祖謙：《春秋集解》卷十。而胡氏關于防微杜漸之意，高閌之論與之相近：“且世子，君之貳也，當朝夕問膳，如文王之為世子，乃萬世之法，如使其可以冒昧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矣。故圣人正止弒君之罪以絕萬世之禍也�！保ㄋ危└唛`：《春秋集注》卷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宋）劉敞：《春秋傳》卷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宋）葉夢得：《葉氏春秋傳》卷十八。陳傅良之意與葉夢得相近，其云：“止不嘗藥，悼公飲焉而卒，則世子何罪？弒君，天下之大惡也，而加諸無罪之子，曰將為后人戒�！保ㄋ危╆惛盗迹骸洞呵锖髠鳌肪硎臏Y閣《四庫全書》本。
[36]（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頁。
[37]過常寶：《春秋決獄：漢儒話語權力的構成和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38]（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頁。
[39]呂祖謙說：“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于弒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弒君’，蓋法所當然，亦非謂‘為法受惡’也�！�(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左氏博議》（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0頁。
[40]東漢以明經著稱的太學生霍谞之舅父以妄刊文章下獄，霍谞上書大將軍梁商為舅父辯冤，特別強調應遵從“誅心”的《春秋》之義，他說：“谞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保铣危┓稌希骸逗鬂h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15頁。
[41]這就是董仲舒所說的《春秋》有“變辭”、“常辭”，胡安國也說：“《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后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變例非圣人莫能裁。”（（宋）胡安國：《胡氏春秋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頁。）等等，這些看似論述《春秋》之例，實質都是為了強經文以就己意的狡辯之辭。
[42]馬端臨在《文獻通考·春秋決事比》中曾說：“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按：公羊、榖梁）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圣賢之意豈有是哉！”漢儒開啟的“誅心”之說，之所以在宋代《春秋》學中仍有回響，當與理學講究個人心性修養(yǎng)、格物致知的治學路徑默識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