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魯迅全集》中，提到林語堂的地方不少。對林語堂的官方論斷是這樣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提倡性靈，幽默，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tài)為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者粉飾太平。1936居留美國，1966年定居臺灣，長期從事反動文化活動。”
這短短的一段話，可以視為1949年之后，共產(chǎn)黨對林語堂的定評。其實林語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以外，沒有參與過政府的工作，1936年之后，長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發(fā)表著作，很少具體地評論國內事務。究竟是什么原因共產(chǎn)黨給以如此的酷評呢？這還需從林語堂與魯迅的一段交往談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語堂在中國最活躍，影響的幾年，他所主編的《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三本雜志，暢銷一時，“幽默”，“閑適”成了一時風尚。由于林語堂、周作人等人以晚明小品作為文章典范，許多在清代遭到禁毀的明人集子，重新受到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
林語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內的《有不為齋叢書》，這些重刊的書籍，都是明末清初“專抒性靈”的作品。但與此同時的是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的興起，大力提倡無產(chǎn)階級文學，由此引發(fā)了魯迅與梁實秋之間“文學有沒有階級性”的辯論。林語堂在這次論戰(zhàn)中，雖未直接參與，但顯然較同情梁實秋，文學并無階級性的說法。
林語堂所向往的是傳統(tǒng)中國文人精致典雅悠閑的生活，這與魯迅此時所熱衷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是不同調的。這一點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藝術》中，表現(xiàn)得最為清楚，晚明文人袁宏道、張岱的山水小品，明末清初李漁的《閑情偶寄》，張潮的《幽夢影》，都受到林語堂高度的欣賞和評價，其中許多片斷收入《生活的藝術》一書中。
從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一代的作家中，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大多強調中國的苦難，列強的侵凌，禮教的束縛，繼而要同胞們奮發(fā)，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陳獨秀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魯迅的短篇小說，胡適的社會評論可以說無一例外。林語堂是少數(shù)在那個苦難的時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帶著相當享樂主義的色彩，提出“快樂無罪”的看法。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魯迅說“[林語堂]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
1933年6月20日，魯迅有信給林語堂，對《論語》的作風，已經(jīng)不甚滿意，但語氣還是平和的：
“頃奉到來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壓迫，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
不準人開一開口，則《論語》雖專談蟲二，恐亦難，蓋蟲二亦有談得討厭與否之別也。天王已無一枝筆，僅有手槍，則凡執(zhí)筆人，自屬全是眼中之釘，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據(jù)《魯迅全集》注，“蟲二”是“風月”兩字去其邊，因此，“蟲二”，亦即“風月無邊”之意。所謂“天王”，指的是“國民黨”。
林語堂何嘗不知，九一八之后，中國真是到了存亡的關頭，何嘗不知“重重壓迫，已不能令人喘氣”。他之所以在此時寫打油，談風月，正是要在這樣惡劣的環(huán)境之下，為中國人提供一處在政治上比較中立的空間，在那方園地里，也還能喘喘氣，還能在“呻吟叫號”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在《有不為齋叢書序》中，很風趣地說明了這樣的心情：
“難道國勢阽危，就可不吃飯撒尿嗎？難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噴人始見得出來志士仁人之面目嗎？恐怕人不是這樣的一個動物吧。人之神經(jīng)總是一張一弛，不許撒尿，膀胱終必爆裂，不許抽煙，肝氣終要郁結，不許諷刺，神經(jīng)總要麻木，難道以郁結的臟腑及麻木的神經(jīng)，抗日尚抗得來嗎？”
林語堂曾說，要做文人，須先做人，同理，要做一個愛國的人，也必須先做人。沒有一個連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個文人，或一個愛國的人。林語堂拒絕依附黨派，拒絕卷入政治斗爭，并不是不關心政治，不關懷社會。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顧問，而是質疑者。一旦成了顧問，也就是所謂國師，那就免不了得為當?shù)乐\劃獻策，林語堂為中國的將來既沒有畫過藍圖，也沒有指出過方向，也沒有魯迅要用文學來為中國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魯迅發(fā)表《小品文的危機》，把林語堂所提倡幽默閑適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頭的清供和書房中的小擺設，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著低訴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魯迅的這一論調，后來成了共產(chǎn)黨對林語堂官方“定評”的底本。魯迅認為，當時中國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而林語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則缺“掙扎和戰(zhàn)斗”的精神和內容。全文的總結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yǎng)，是勞作和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
魯迅在1933年到1935年之間，曾多次撰文或指名，或暗諷林語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如1933年的《“滑稽”例解》，1935年的《論俗人應避雅人》，都是針對林語堂而發(fā)。
1935年，《宇宙風》首刊，林語堂在《且說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他對當時文壇的觀察和批評，與魯迅的說法有針鋒相對的地方：
“吾人不幸，一承理學道統(tǒng)之遺毒，再中文學即宣傳之遺毒，說者必欲剝奪文學之閑情逸致，使文學成為政治之附庸而后稱快，凡有寫作，豬肉熏人，方巾作祟，開口主義，閉口立場，令人坐臥不安，舉措皆非�！�
這段話說出了林語堂與左派文人之間，對文學功能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林語堂看來，文學除了為作者自己服務以外，沒有其他服務的對象。
他經(jīng)常拿晚明袁宏道所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作為寫作的原則�！蔼毷阈造`”是就內容言，亦即文學的功能只是在抒發(fā)作者的情性，哀樂，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勸世救國，以至于為無產(chǎn)階級服務，都與文學不相干�！安痪懈裉住眲t是就形式言，好的作品必須在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說“文學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環(huán)之時”。
這番話當然也是響應胡風在1934年發(fā)表的《林語堂論》，胡風對林語堂從20年代《剪拂集》的“凌厲風發(fā)”，退居到了30年代的“幽默閑適”，不但深致惋惜，并有嚴厲的批評，認為林語堂所提倡表現(xiàn)“個性”的小品，是脫離實際，缺乏社會關懷。而林語堂所謂的“個性”，“既沒有一定的社會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會限制，渺渺茫茫，從屈原到袁中郎都沒有分別”。
在林語堂看來，屈原和袁中郎雖然在時間上有近兩千年的距離，一個生在戰(zhàn)國，一個生在明末，但文學是反映作家個性的這一點，卻是共通的。胡風則認為文學不只是反映作家的個性，也必須是社會的一面鏡子，起一種改造社會的作用。
林語堂在《翦拂集》的序里，對自己由凌厲風發(fā)一變而為幽默閑適，作了一定的交代，亦即在不可有為的時代，寧可有所不為，以“有不為”名其齋，取意正在此。有所不為，還可以保持一定的獨立和人格，在不可有為的時代，而企圖有所作為，則不免淪為政治的宣傳。加入“左聯(lián)”以后的魯迅不正是如此嗎？魯迅在死前一年，寫信給胡風，說到蕭軍應不應該加入“左聯(lián)”的事。他直截了當?shù)鼗卮鸬溃?/p>
“我?guī)缀蹩梢詿o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xiàn)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了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成績，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么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于我們的話，對于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連魯迅進入“左聯(lián)”之后都覺得身不由己，更不要說其他身份地位不如魯迅的作家了，一旦加入了“左聯(lián)”，整個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林語堂在寫作中始終要保持他的獨立和自由，拒絕成為任何人、任何主義、任何教條的工具。
林語堂曾以“寄沉痛于悠閑”論周作人詩，也許我們可以說林語堂的小品文“悠閑有余，沉痛不足”，或甚至于“但有悠閑，而無沉痛”，但這一點在林語堂看來，并不足為病。
三十年代，在“左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狂瀾之下，幾乎成了只要是文學就必須“沉痛”的局面，林語堂在此時，敢于站出來說，“沉痛”固然是文學，“沉醉”也未嘗不是文學。一個作家在“沉痛”之余，也有“沉醉”的權利。這樣的看法，與其說是他跟不上時代，不如說是時代跟不上他。
我在《林語堂與小品文》一文中曾經(jīng)指出：林語堂在三十年代，國難深重的時刻，提倡寫幽默閑適的小品，他的精義還是在爭取言論自由。“他所一再強調，一再表明的是：即使國難當前，我有不談救國的自由；即使國難當前，我還要有做我自己的自由�！�
魯迅發(fā)表《小品文的危機》之后，梁實秋曾為文聲援林語堂，1933年10月21日，梁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發(fā)表了《小品文》一文，指出魯迅太過“霸道”，小品文應該允許有不同的風格，并不千篇一律地“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即使有些小擺設，也不致消磨青年的革命志氣。
魯迅批評《論語》《人間世》的小品文確有太過“霸道”的地方，但他指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究竟不是晚明，在當時提倡明季山人墨客的生活，不免有效顰學步之譏。這一點確實道出了林語堂在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閑適的病痛所在。魯迅在1934年6月2日，給鄭振鐸的一封信里寫道：
“小品文本身本無功過，今之被人詬病，實因過事張揚，本不能詩者，爭作打油詩；凡袁宏道，李日華文，則譽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隨起�？傊b腔作勢，是這回的大病根。
其實文人作文，農人掘鋤，本是平平常常，若照像之際，文人偏要裝作粗人，玩什么“荷鋤帶笠圖”，農夫則在柳下捧一本書，裝作“深柳讀書圖”之類，就要令人肉麻�，F(xiàn)已非晉，或明，而《論語》及《人間世》作者，必欲作飄逸閑放語，此其所以難也�！�
閑適幽默，講究生活情趣，是一種心境，一種態(tài)度，不可時時掛在筆端口頭。在生活細節(jié)上努力做出閑適風雅，唯恐落入俗套，結果卻不免成了“一說便俗”的尷尬處境。雅人自有深致，不需時時說出。魯迅發(fā)表《論俗人應避雅人》，取意也正在此。
林語堂以晚明文人的作品和生活形態(tài)，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某種典型，一方面如魯迅所說，忽略了時代的不同，九一八以后的中國畢竟不是萬歷后期的明代；另一方面，明季的山人墨客，表面上，風雅自適，而實際上，有許多欺世盜名之徒，風雅閑適只是幌子，爭名奪利毫不多讓。
山人名士，特盛于明季，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在《萬歷野獲編》中，特立《山人》一節(jié)，可以看出山人在當時泛濫墮落的一般：“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旨意，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
林語堂在文章中經(jīng)常提到的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自稱“山人”，而實周旋于官紳之間，以此而名利兼收。蔣士銓（1725–1785，字心余）在《臨川夢》一劇中譏評陳繼儒“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夸。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只云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边@說的雖是陳繼儒，也實是晚明山人的眾生相。林語堂在推崇袁宏道、陳繼儒這批晚明文人的時候，多少也助長了一些附庸風雅的虛驕之氣。
小品文是晚明那個特殊時代的產(chǎn)物，反映的是16、17世紀中國部分文人墨客的生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既沒有晚明的生活，更沒有晚明的社會，在九一八之后，提倡寫晚明小品，這又何嘗不是林語堂經(jīng)常譏諷的假古董呢？
1934年8月13日，魯迅在給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建議林語堂少寫小品，多作一些翻譯，或許更能有益于中國：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jīng)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并不主張他去革命，拼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于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并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唇鼇淼摹墩撜Z》之類，語堂在牛角尖里，雖憤憤不平，卻更鉆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
在魯迅看來，林語堂的小品是“無聊的玩意兒”，于中國無益，也無法存留下來。有益無益，我們無法確知，但七八十年過去了，林語堂的作品還在繼續(xù)重印，卻是事實。
當然，七八十年在歷只是一瞬，語堂小品，能否傳之后世，而今言之過早，即使魯迅的作品是否能夠不朽，也還未知。但有一點，魯迅是對的，林語堂沒有變得更急進。至于說鉆牛角尖是林語堂自己也承認的。他在《我的話·序》中說：
“信手拈來，政治病亦談，西裝亦談，再啟亦談，甚至牙刷亦談，頗有走入牛角尖之勢，真是微乎其微，去經(jīng)世文章遠矣。所自寄者，心頭因此輕松許多，想至少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來統(tǒng)治，遂亦安之�？鬃釉唬喝臧矂t為之。我既安矣，故欲據(jù)牛角尖負隅以終身�！�
魯迅用“牛角尖”似有貶義，而林語堂則坦承不諱，并以鉆牛角尖而自命，自樂。
1936年10月19日，魯迅死在上海，時林語堂在紐約，13個月之后，林語堂發(fā)表《魯迅之死》，悼念這位老朋友，對他們兩人的交誼離合，作了回顧和分析。講到有關小品文的那段爭執(zhí)，林語堂是這么說的：
“《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林語堂和魯迅之交惡，全在“黨見”二字。林語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這一點，正是“個人筆調及性靈文學之命脈”所在。林語堂的小品文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所以有一席地，正在他能獨樹一幟，而沒有隨著左派俯仰。這點缺乏黨見，在共產(chǎn)黨官方的評論看來，自然是一種遺憾，但就客觀的立場而論，則正是林語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文壇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