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貧困是僅次于愚昧的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1917年,據警察方面的登記和分類,有96850人,也就是總人口的11.95%, 被列為“貧困”和“赤貧”。其中有31416人被劃分到貧困階層,另外的65434人被劃分為赤貧階層。對于貧民來說,沒有生存技能和生活來源,很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游民,這對于政府來說,是令人擔憂的治安隱患。為維護北京城市的社會秩序,保障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怎樣解決貧困人口問題顯然成為當時政府迫切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解決貧困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其中慈善救助是直接、效果明顯的方法。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北京的慈善救濟事業(yè)很差,它幾乎全部是由個人或者民間組織主持進行的”。但辛亥革命以后,“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他與公民的新型關系,而致力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實施救濟,建立救濟組織機構”。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慈善事業(yè)幾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大部分由警察主持”,因為從1914年開始,京師警察廳負責人口調查,在調查時警察能比較準確地掌握每個家庭的貧富狀況,并將每個家庭按照收入的多寡注明了貧富等級。因此可以認為,“警察機構與百姓的關系密切,因而也能了解哪些人需要救濟或值得救濟”。對于有完全勞動能力和部分勞動能力者,“養(yǎng)而不教,終非良策”,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教以工藝,便他學成一技”,使其能自謀生計,這樣“既可免無業(yè)游民流為盜賊,復可使懶惰惡習化為勤勉,且于地方清潔亦不無裨益”。所以,對于政府來說以教為主的救助才是根本之計,正因如此,相比較純粹收容式的救助,政府已經逐漸重視這種以教為主的救助方式。作為維持京師治安的官方機構,京師警察廳的職責已不僅僅局限于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基本職能,其還負責了一些重要的常設性救助機構,其中貧兒半日學校就是警察廳立足于貧困民眾的長遠生活,自己籌辦的純粹以教育為目的的貧民救助機構。因為貧困家庭眾多,在北京的學齡兒童中,有三四成男孩沒有機會上學,為救濟失學兒童,“教育本區(qū)住戶之失學青年以補國家教育之不足”,增強貧困兒童的就業(yè)能力,京師警察廳在1915年通報北京20個警區(qū),為貧困男孩建立了貧兒半日學校(1919年1月,京師警察廳奉內務部指令把貧兒半日學校銷去‘貧兒’兩字,改為半日學校)。貧兒半日學校只招收男孩,不招收女童。貧兒半日學校由京師警察廳自行創(chuàng)辦,沒有政府撥款,其經費主要來源于警察廳所收浮攤的捐款,其余不敷之數(shù)采取各種方式多方籌集8。京師警察廳在初通報各警區(qū)建立貧兒半日學校時,各區(qū)警察署基本上都是約集紳商共同創(chuàng)建, 其主要目的就是向紳商募集半日學校經費。事實上,各區(qū)半日學校的設立和運作經費也確實多系紳商捐助9。京師警察廳對慷慨捐助的紳商往往會登報表揚10, 如1919年7月,大昌公司總經理黃楚九捐助貧民半日學�，F(xiàn)洋五百元,外右五區(qū)警察署在《晨報》上刊文表揚黃楚九熱心教育的義舉。
這種輿論的宣傳既擴大貧兒半日學校的影響又提高了各紳商的名望,同時還可以向社會募集更多的辦學經費。由于京師警察廳的號召和輿論宣傳,社會各界對貧兒半日學校的發(fā)展比較關注。當時為著名的新世界游藝場就曾多次向貧兒半日學校捐票價款,僅1918年7月,就把陰歷六月初一至初三日的所有票價盡作半日學校經費11。貧兒半日學校是由各區(qū)警察署具體辦理,所以各警察署也要積極想辦法為其籌款,通用的方式就是演義務戲,把票款捐作學校經費,有時一場義務戲就可得上千元12,這能很大程度上補助貧兒半日學校的經費。當時,各警察署為籌辦本區(qū)貧兒半日學校經費,常請社會知名演員演義務戲以擴大影響,增加票款收入。不少社會知名人士也熱心慈善,積極配合警察署的捐款活動。如1919年10月29日,著名演員梅蘭芳就應內左一區(qū)警察署長鄧宇安的邀請為區(qū)內貧兒半日學�；I款演義務戲《嫦娥奔月》,這次義務演出不僅戲票悉數(shù)賣出還引得外交次長及中國銀行總裁等不少社會知名人士到場觀看,取得了很好的實績和宣傳效果。在京師警察廳的努力和各紳商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捐助下,半日學校學生成績“頗有可觀”,為了回報社會各界的慈善行為,各學校在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會邀請捐助人員到校參觀,舉辦成績展覽,并由巡官率領學生在場演習各種技藝14。通過成績展覽這種社會互動方式展示了貧兒半日學校的成就,擴大了半日學校的影響,同時也為繼續(xù)勸募捐款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京師警察廳及各警察署積極籌款,但隨著入學貧困兒童的增加,貧兒半日學校經費還是常常入不敷出,鑒于這種情況,一些官方機構如京都市政公所也對其進行經費補助,從1918年開始,市政公所每年補助貧兒半日學校京鈔3000元15。在依靠捐款和外力補助的同時,各區(qū)警察署也聯(lián)合轄區(qū)內半日學校自籌經費,如外右五區(qū)貧兒半日學校在1918年春組織了學生樂隊,遇有社會機關及其他團體,以及紳商私宅等集會與婚喪等事,前去奏樂,并酌量收取費用,既補助了學校經費,也顧及到了貧困兒童的生計。貧兒半日學校初設立時,因捐助經費有限,無力聘請教職各員,所有各課教員,多在巡官、巡長中挑選有一定學術者充任,雖然這些巡官、巡長很優(yōu)秀,但不是專業(yè)的教師,不能達到教學的要求。后經警察廳改革,對學校全體教師進行考核,重新組織師資力量,聘用那些經由競爭考核的教員。
因貧兒半日學校招收學生程度不一,入校后經過統(tǒng)一考試,按照程度高低,使聘請教員分班授課,“以免程度參差不一,而有過與不過之弊”。貧兒半日學校的課程設計類似于初等小學,學科包括國文、修身、習字、作文、尺牘、珠算、體操等,而尤趨重國文、習字、珠算等科,“以期畢業(yè)后,而得實用,免致所學非所用”。在注重教學的同時,京師警察廳也注重發(fā)展兒童的天性,組織一些參觀游玩活動,如1918年6月,內城右四區(qū)貧兒半日學校帶領全校學生前往西直門外中央農事試驗場游覽,并往西郊旅行,“以便活潑貧兒心性”。雖然經費拮據,但學生學習所用書籍紙筆等項,各警察署和貧兒半日學校也“免力撙節(jié)籌辦”,不讓貧困入學兒童有“自行花費之事,以符本旨”19。
京師警察廳創(chuàng)設貧兒半日學校,原本為救助無力上學的貧困兒童,但這些學童畢業(yè)后,年齡尚幼小,自己還沒有謀生的能力,為此,京師警察廳總監(jiān)又四處募捐,在內外城籌設工廠 4處,專門收半日學校畢業(yè)的學童,傳授其相當技藝,使其可以自謀生計。貧兒半日學校學生家庭都很貧苦,對于那些畢業(yè)后想要繼續(xù)學習者,“自謀升學本屬無力”,但就此中止非�？上�,外右五區(qū)警察署為畢業(yè)學生深造考慮,約集紳商捐款籌設高等小學,使半日學校畢業(yè)學生升入,繼續(xù)學業(yè)。由此可見,京師警察廳不僅重視貧困兒童的初等教育, 還關注這些貧困兒童畢業(yè)后的長遠生計問題。警察廳創(chuàng)辦貧兒半日學校本旨不為不善,但實際情況卻不盡如此,在辦理過程中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弊端,如一些警區(qū)半日學校因經費短缺,時常會出現(xiàn)為節(jié)省教員薪餉,把程度不同的學生統(tǒng)歸一班集中授課的情況19,有時還有令學生自備書籍紙筆及令學生在冬天售賣煙卷貨物等情況,甚至還有不稱職教員責打學生,致使貧兒紛紛退學的情況23。
雖有上述不良情況,但貧兒半日學校自從創(chuàng)辦以后,各區(qū)警察署長對貧兒教育, 極為注重,半日學校得到很快的發(fā)展,各區(qū)根據貧兒增多的情況陸續(xù)進行了增設。到1918年貧兒半日學校設立三載之時,北京的20個警察署貧兒半日學�？倲�(shù)已達到53所15,在校就讀的男童達4000余名,以致有報刊評論其“一切成績,頗為優(yōu)美”。貧兒半日學校成績顯著,得到了貧民家庭的歡迎,發(fā)展迅速,入學人數(shù)顯著增加,到1919年年初,貧兒半日學校已增至56所,入學人數(shù)共計達到了5860名26。貧兒半日學校為大量的貧困兒童提供了基礎教育, 增強了其生存的能力,一些知名的人士幼時也曾參加過貧兒半日學校的學習,如北京市戲曲學校奠基人沈玉斌在6歲時就進入陶然亭貧兒半日學校學習。
京師警察廳設立的貧兒半日學校在北洋時期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取得了不錯的成績。1928年北京改為北平特別市后,京師警察廳相應改為北平市公安局,貧兒半日學校遂被改組為民眾學校,以政治訓練主任兼任校長,各區(qū)署所設各校均改稱為分校,至1932年共有分校40處,計有學生4522人27。相比較北洋政府時期貧兒半日學校的鼎盛時期,改組后的學校和在校貧兒學生數(shù)量均無明顯發(fā)展。1936年,民眾學校又移交社會局管理。京師貧民眾多,如若對其救助,需設立多個救助機構。對于失去勞動能力的貧民來說,只養(yǎng)不教是可以根本解決其生活問題,但對于大部分有完全或部分勞動能力的貧民來說,有養(yǎng)無教卻不是根本救助之計。北洋時期,北京官立、公立各廠院收養(yǎng)貧民大都為濟貧而設,“固有養(yǎng)無教者蓋居其半”。那些有養(yǎng)無教的救助機構在救濟貧民時,沒有努力去培養(yǎng)他們自謀生計的本領,僅僅是提供給衣食住用,這對于很多有勞動能力的人來說,也許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他們的惰性。對于那些呆在救助機構能夠自強自立的貧民來說,只要給他們進行基礎的技能訓練和培訓,他們便能離開救助機構自力更生。從長遠來看,這有助于減少需要救助的貧民數(shù)量,同時也可以把救助機構里的位置留給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貧民。
實際上,因為經費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對所有需要救助的貧民施以救助,這就需要把救助方式從有養(yǎng)無教轉變?yōu)橐越虨橹�、教養(yǎng)結合。京師警察廳自辦的貧兒半日學校對貧困兒童進行教育救助,立足長遠,不同于傳統(tǒng)的社會救助機構,也有別于同時期的其他救助機構,是救助方式轉變過程中教育救助的典型代表。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慈善事業(yè)幾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大部分由警察主持”,因為從1914年開始,京師警察廳負責人口調查,在調查時警察能比較準確地掌握每個家庭的貧富狀況,并將每個家庭按照收入的多寡注明了貧富等級。因此可以認為,“警察機構與百姓的關系密切,因而也能了解哪些人需要救濟或值得救濟”。對于有完全勞動能力和部分勞動能力者,“養(yǎng)而不教,終非良策”,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教以工藝,便他學成一技”,使其能自謀生計,這樣“既可免無業(yè)游民流為盜賊,復可使懶惰惡習化為勤勉,且于地方清潔亦不無裨益”。所以,對于政府來說以教為主的救助才是根本之計,正因如此,相比較純粹收容式的救助,政府已經逐漸重視這種以教為主的救助方式。作為維持京師治安的官方機構,京師警察廳的職責已不僅僅局限于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基本職能,其還負責了一些重要的常設性救助機構,其中貧兒半日學校就是警察廳立足于貧困民眾的長遠生活,自己籌辦的純粹以教育為目的的貧民救助機構。因為貧困家庭眾多,在北京的學齡兒童中,有三四成男孩沒有機會上學,為救濟失學兒童,“教育本區(qū)住戶之失學青年以補國家教育之不足”,增強貧困兒童的就業(yè)能力,京師警察廳在1915年通報北京20個警區(qū),為貧困男孩建立了貧兒半日學校(1919年1月,京師警察廳奉內務部指令把貧兒半日學校銷去‘貧兒’兩字,改為半日學校)。貧兒半日學校只招收男孩,不招收女童。貧兒半日學校由京師警察廳自行創(chuàng)辦,沒有政府撥款,其經費主要來源于警察廳所收浮攤的捐款,其余不敷之數(shù)采取各種方式多方籌集8。京師警察廳在初通報各警區(qū)建立貧兒半日學校時,各區(qū)警察署基本上都是約集紳商共同創(chuàng)建, 其主要目的就是向紳商募集半日學校經費。事實上,各區(qū)半日學校的設立和運作經費也確實多系紳商捐助9。京師警察廳對慷慨捐助的紳商往往會登報表揚10, 如1919年7月,大昌公司總經理黃楚九捐助貧民半日學�，F(xiàn)洋五百元,外右五區(qū)警察署在《晨報》上刊文表揚黃楚九熱心教育的義舉。
這種輿論的宣傳既擴大貧兒半日學校的影響又提高了各紳商的名望,同時還可以向社會募集更多的辦學經費。由于京師警察廳的號召和輿論宣傳,社會各界對貧兒半日學校的發(fā)展比較關注。當時為著名的新世界游藝場就曾多次向貧兒半日學校捐票價款,僅1918年7月,就把陰歷六月初一至初三日的所有票價盡作半日學校經費11。貧兒半日學校是由各區(qū)警察署具體辦理,所以各警察署也要積極想辦法為其籌款,通用的方式就是演義務戲,把票款捐作學校經費,有時一場義務戲就可得上千元12,這能很大程度上補助貧兒半日學校的經費。當時,各警察署為籌辦本區(qū)貧兒半日學校經費,常請社會知名演員演義務戲以擴大影響,增加票款收入。不少社會知名人士也熱心慈善,積極配合警察署的捐款活動。如1919年10月29日,著名演員梅蘭芳就應內左一區(qū)警察署長鄧宇安的邀請為區(qū)內貧兒半日學�；I款演義務戲《嫦娥奔月》,這次義務演出不僅戲票悉數(shù)賣出還引得外交次長及中國銀行總裁等不少社會知名人士到場觀看,取得了很好的實績和宣傳效果。在京師警察廳的努力和各紳商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捐助下,半日學校學生成績“頗有可觀”,為了回報社會各界的慈善行為,各學校在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會邀請捐助人員到校參觀,舉辦成績展覽,并由巡官率領學生在場演習各種技藝14。通過成績展覽這種社會互動方式展示了貧兒半日學校的成就,擴大了半日學校的影響,同時也為繼續(xù)勸募捐款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京師警察廳及各警察署積極籌款,但隨著入學貧困兒童的增加,貧兒半日學校經費還是常常入不敷出,鑒于這種情況,一些官方機構如京都市政公所也對其進行經費補助,從1918年開始,市政公所每年補助貧兒半日學校京鈔3000元15。在依靠捐款和外力補助的同時,各區(qū)警察署也聯(lián)合轄區(qū)內半日學校自籌經費,如外右五區(qū)貧兒半日學校在1918年春組織了學生樂隊,遇有社會機關及其他團體,以及紳商私宅等集會與婚喪等事,前去奏樂,并酌量收取費用,既補助了學校經費,也顧及到了貧困兒童的生計。貧兒半日學校初設立時,因捐助經費有限,無力聘請教職各員,所有各課教員,多在巡官、巡長中挑選有一定學術者充任,雖然這些巡官、巡長很優(yōu)秀,但不是專業(yè)的教師,不能達到教學的要求。后經警察廳改革,對學校全體教師進行考核,重新組織師資力量,聘用那些經由競爭考核的教員。
因貧兒半日學校招收學生程度不一,入校后經過統(tǒng)一考試,按照程度高低,使聘請教員分班授課,“以免程度參差不一,而有過與不過之弊”。貧兒半日學校的課程設計類似于初等小學,學科包括國文、修身、習字、作文、尺牘、珠算、體操等,而尤趨重國文、習字、珠算等科,“以期畢業(yè)后,而得實用,免致所學非所用”。在注重教學的同時,京師警察廳也注重發(fā)展兒童的天性,組織一些參觀游玩活動,如1918年6月,內城右四區(qū)貧兒半日學校帶領全校學生前往西直門外中央農事試驗場游覽,并往西郊旅行,“以便活潑貧兒心性”。雖然經費拮據,但學生學習所用書籍紙筆等項,各警察署和貧兒半日學校也“免力撙節(jié)籌辦”,不讓貧困入學兒童有“自行花費之事,以符本旨”19。
京師警察廳創(chuàng)設貧兒半日學校,原本為救助無力上學的貧困兒童,但這些學童畢業(yè)后,年齡尚幼小,自己還沒有謀生的能力,為此,京師警察廳總監(jiān)又四處募捐,在內外城籌設工廠 4處,專門收半日學校畢業(yè)的學童,傳授其相當技藝,使其可以自謀生計。貧兒半日學校學生家庭都很貧苦,對于那些畢業(yè)后想要繼續(xù)學習者,“自謀升學本屬無力”,但就此中止非�？上�,外右五區(qū)警察署為畢業(yè)學生深造考慮,約集紳商捐款籌設高等小學,使半日學校畢業(yè)學生升入,繼續(xù)學業(yè)。由此可見,京師警察廳不僅重視貧困兒童的初等教育, 還關注這些貧困兒童畢業(yè)后的長遠生計問題。警察廳創(chuàng)辦貧兒半日學校本旨不為不善,但實際情況卻不盡如此,在辦理過程中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弊端,如一些警區(qū)半日學校因經費短缺,時常會出現(xiàn)為節(jié)省教員薪餉,把程度不同的學生統(tǒng)歸一班集中授課的情況19,有時還有令學生自備書籍紙筆及令學生在冬天售賣煙卷貨物等情況,甚至還有不稱職教員責打學生,致使貧兒紛紛退學的情況23。
雖有上述不良情況,但貧兒半日學校自從創(chuàng)辦以后,各區(qū)警察署長對貧兒教育, 極為注重,半日學校得到很快的發(fā)展,各區(qū)根據貧兒增多的情況陸續(xù)進行了增設。到1918年貧兒半日學校設立三載之時,北京的20個警察署貧兒半日學�？倲�(shù)已達到53所15,在校就讀的男童達4000余名,以致有報刊評論其“一切成績,頗為優(yōu)美”。貧兒半日學校成績顯著,得到了貧民家庭的歡迎,發(fā)展迅速,入學人數(shù)顯著增加,到1919年年初,貧兒半日學校已增至56所,入學人數(shù)共計達到了5860名26。貧兒半日學校為大量的貧困兒童提供了基礎教育, 增強了其生存的能力,一些知名的人士幼時也曾參加過貧兒半日學校的學習,如北京市戲曲學校奠基人沈玉斌在6歲時就進入陶然亭貧兒半日學校學習。
京師警察廳設立的貧兒半日學校在北洋時期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取得了不錯的成績。1928年北京改為北平特別市后,京師警察廳相應改為北平市公安局,貧兒半日學校遂被改組為民眾學校,以政治訓練主任兼任校長,各區(qū)署所設各校均改稱為分校,至1932年共有分校40處,計有學生4522人27。相比較北洋政府時期貧兒半日學校的鼎盛時期,改組后的學校和在校貧兒學生數(shù)量均無明顯發(fā)展。1936年,民眾學校又移交社會局管理。京師貧民眾多,如若對其救助,需設立多個救助機構。對于失去勞動能力的貧民來說,只養(yǎng)不教是可以根本解決其生活問題,但對于大部分有完全或部分勞動能力的貧民來說,有養(yǎng)無教卻不是根本救助之計。北洋時期,北京官立、公立各廠院收養(yǎng)貧民大都為濟貧而設,“固有養(yǎng)無教者蓋居其半”。那些有養(yǎng)無教的救助機構在救濟貧民時,沒有努力去培養(yǎng)他們自謀生計的本領,僅僅是提供給衣食住用,這對于很多有勞動能力的人來說,也許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他們的惰性。對于那些呆在救助機構能夠自強自立的貧民來說,只要給他們進行基礎的技能訓練和培訓,他們便能離開救助機構自力更生。從長遠來看,這有助于減少需要救助的貧民數(shù)量,同時也可以把救助機構里的位置留給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貧民。
實際上,因為經費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對所有需要救助的貧民施以救助,這就需要把救助方式從有養(yǎng)無教轉變?yōu)橐越虨橹�、教養(yǎng)結合。京師警察廳自辦的貧兒半日學校對貧困兒童進行教育救助,立足長遠,不同于傳統(tǒng)的社會救助機構,也有別于同時期的其他救助機構,是救助方式轉變過程中教育救助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