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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定主義早起源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中，承認所有權(dominium。proprietas)、地上權(superficies)、永佃權(emphuteusis)、役權(servitus)、質權(包括占有——pignu物權法定原則s亦即非占有的抵押權——hypotheca)等具有物權屬性。
近代大陸法系各國繼受羅馬法，無不在民法中采用物權法定主義，如日本、奧地利(第308條)、荷蘭(第584條)、韓國(第185條)及中國臺灣地區(qū)民法典都以立法形式予以明定。 《日本民法典》第175 條規(guī)定：“物權，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者外，不得創(chuàng)設�！敝袊_灣地區(qū)民法典第757條也規(guī)定：“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guī)定外，不得創(chuàng)設�！狈ā⑷�、德等國民法雖無明文，但解釋上莫不肯定此項主義。物權法定主義盡管已為近代各國物權立法所普遍采納，但對其解釋卻不盡相同。法國學者所解釋的物權法定，僅指物權類型(種類)和內容的限制；而德國學者所解釋的物權法定，則不僅包括物權類型和內容的限制，而且還包括物權設立和移轉形式的限制；至于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qū)學者對其立法上明文規(guī)定的對法定物權外的物權的“創(chuàng)設”的禁止規(guī)定中之“創(chuàng)設”的理解，則均認為是對物權種類和內容之任意創(chuàng)設的限制。
影響
法律產生于社會物質生活的需要，必須追隨社會變遷而與時俱進，才能永葆其發(fā)展的生命力。立法是各個具體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經(jīng)濟生活日新月異的發(fā)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而法律則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上的滯后性，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新需要，使物權法定主義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源于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與客觀物質世界變化發(fā)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沖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立法作為一項探求真理的認識活動，必然要受立法者認識能力的限制。每一個以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觀事物及其本質暴露的程度、社會歷史(生產狀況、科學技術狀況)的實踐水平、主觀的條件(個人的經(jīng)歷、受教育程度、立場觀點和思維方法)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其思維是非至上的。因此，指望立法者于立法之初即為未來社會預定一個一勞永逸的物權制度體系，無異于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殆不可能。
此外，物權法本質上為具有強烈民族色彩的“固有法”、“土著法”，往往帶有立法者民族傳統(tǒng)的氣息，雖大都適宜于當時的社會需要，但隨著社會情勢的變易，他們又往往發(fā)生與社會的需要脫節(jié)、齟齬的現(xiàn)象，并為社會所不容，如中國臺灣地區(qū)民法典上的永佃權制度，曾對調和土地的“所有”與“利用”發(fā)揮重要機能，但由于其在現(xiàn)代社會已不具資源使用的效率，已隨社會的變遷而式微消逝，便是明證。如何克服物權法定主義之局限，如何協(xié)調“于社會生活之長久醞釀，習慣之反復踐行”所生的新物權與物權法定主義之沖突乃成為一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