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李次云窗竹》
唐·白居易
不用裁為鳴鳳管，
不須截作釣魚竿。
千花百草凋零后，
留向紛紛雪里看。
【賞析】
竹與松、梅并稱為“歲寒三友”，又與梅、蘭、菊并稱為“四君子”，它象征著高尚、堅韌、虛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這首詩，是一首詠竹詩，借竹言志，對竹子贊譽的同時，也明確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無奇，不僅用詞淺顯，亦無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強調(diào)的是“不用”、“不須”，至于緣由，結(jié)尾兩句予以點明。原來，前三句都是陪襯，是為了與末句構(gòu)成對比的。詩人說，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釣魚竿，要的是讓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紛飛之時，能夠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調(diào)。
前兩句實際上寫的是竹子的功利實用性，末句則是竹子的精神“實用性”，而功利實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對人的影響。作者故意使之構(gòu)成強烈的對比，對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對竹子的喜愛及對竹子品格的贊譽�！傲粝蚣娂娧├锟础�，看什么？自然不是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從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潔本質(zhì)，一種獨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詩托竹寓意，巧用對比，表達(dá)了作者對那種高潔孤傲、堅貞不屈精神的追求。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文學(xué)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倍脑姼柚鲝�，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xiàn)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jié)構(gòu)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shù)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huán)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wù)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dāng)?shù)姆諊⒑嫱性姼璧囊饩成�。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qū)⑵嗬涞脑律�、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gòu)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tǒng)統(tǒng)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詩詞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shù)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dá)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shù)特色還表現(xiàn)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shù)效果�！遁p肥》一詩描寫了內(nèi)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jié)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wù)盡的特點，但在內(nèi)容和情調(diào)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guān)聯(lián)，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xiàn)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diào)。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fēng)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diào)，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xiàn)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tài)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yuǎn)。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dá)，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保ā抖咸迷娫挕罚┓泊朔N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