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驛臺》
靖安宅里當窗柳，望驛臺前撲地花。
兩處春光同日盡，居人思客客思家。
【注釋】
1、望驛臺：在今四川廣元。驛：舊時供傳遞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換馬的地方。
2、當窗柳：意即懷人。唐人風俗，愛折柳以贈行人，因柳而思游子。
3、撲地：遍地。
4、春光：一作“春風”。
5、居人：家中的人。詩中指元稹的妻子�？停撼鲩T在外的人。指元稹。
客：在外的人，指元稹。
【賞析】
白居易的和詩更為出色。首句“靖安宅里當窗柳”，元稹住宅在長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韋叢當時就住在那里，詩人寫元稹的住宅，詩句就自然聯(lián)系到元稹的妻子�！爱敶傲币饧磻讶�。唐人風俗，愛折柳以贈行人，因柳而思游子，這是取柳絲柔長不斷，以寓彼此情愫不絕之意。讀者從這詩句里，可以看出韋叢天天守著窗前碧柳、凝眸念遠的情景，她對丈夫的懷念之情很深。次句“望驛臺前撲地花”是寫元稹。春意闌珊，落紅滿地。元稹一人獨處驛邸，見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聯(lián)想，也饒有詩情。三句“兩處春光同日盡”，更是好句�！氨M”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強烈，它含有春光盡矣、人在天涯的感傷情緒。“春光”不單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時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盡”，也就是兩人預期的歡聚落空了。這樣，就自然導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來，思念決不只是限在這一天，但這一日既是春盡日，這種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種相思，兩處離愁，感情的暗線把千里之外的兩顆心緊緊聯(lián)系起來了。
詩的中心是一個“思”字。全詩緊扣思字，含蓄地、層層深入地展開。首句“當窗柳”，傳出閨中綺思，次用“撲地花”，寫出驛旅苦思。這兩句都通過形象以傳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見。三句推進一層，寫出了三月三十日這個特定時日由希望轉(zhuǎn)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沒有直接點出，只用“春光盡”三字來寫，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進一層，含蓄變成了爆發(fā)，直點“思”字，而且迭用兩個思字，將前三句都綰合起來，點明詩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詩詩格與原作一樣，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與原詩不同，開篇便用對句，而且對仗工穩(wěn)，不僅具有形式整飭之美，也加強了表達力量。因為，在內(nèi)容上，這兩句是同時寫雙方，用了對句，就表現(xiàn)出雙方感情同等深摯，相思同樣纏綿，形式與內(nèi)容和諧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對局開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嚴謹中有變化，也就增加了詩的聲情之美。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倍脑姼柚鲝垼仓饕蔷驮缙诘闹S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罗o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保恕蹲h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保拧恫稍姟罚┧磳﹄x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杜c元九書》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