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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未見過克拉克夫人，但看過她的醫(yī)療記錄和上一位值班醫(yī)生交給我的報告后，我知道她今晚會去世。

　　她屋里的光線來自一臺醫(yī)療設備，它閃著紅光，似乎在發(fā)出警告。

　　我站在那里，一股怪味刺激著我的鼻子，我想起了過去聞到過的腐爛的氣味，我閉上了眼睛。

　　我嘴里有一股從胃里返上來的酸味。

　　我伸手去開燈。燈靜靜地照亮了整個病房，我走回病床邊，用無動于衷的、醫(yī)生的目光觀察著病人。

　　克拉克夫人已奄奄一息了。

　　她一動不動地躺著：骨瘦如柴的身體使她的頭顯得特別大；皮膚呈暗黃色，松松地裹在嶙峋的、連毛毯也遮掩不住的骨骼上；她的右臂平伸在床邊，被無情地用膠帶固定在一塊板上，以便能固定針頭使液體滴入；左臂橫放在深陷的胸部，胸口隨著不均勻的呼吸一起一伏。

　　我伸手去觸摸她放在胸口的細長手指。

　　冰涼冰涼的。我忙將手移到她的手腕，去感覺那微弱的脈搏。

　　克拉克夫人將頭稍稍轉向我，微微地睜開眼。

　　我俯過身去，勉強聽見她微弱的聲音：“水�！�

　　我從桌上拿起一杯水，用手指封著吸管的一端，滴了幾滴涼涼的水到她的嘴里，以緩解她的干渴。

　　她沒有用力去吞咽，因為力氣不夠。

　　“還要，”那干澀的聲音說。

　　于是我們又重復了。這次她終于咽了一些，并輕輕說了聲：“謝謝，你�！�

　　她虛弱得沒法交談，因此沒等她要求，我就開始做她所需要的。

　　我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來，給她翻了個身。

　　除了一件淺色的病號服，她什么也沒穿。她又小又輕，像遭受了嚴重饑荒一樣。

　　我打開護膚霜的瓶蓋，揩了一些在手心。

　　為了不傷著她，我小心翼翼地把護膚霜擦在她發(fā)黃的皮膚上。她的皮膚松松地在骨頭上滑動，背上每塊骨頭的輪廓都能清楚地摸到。

　　當我把枕頭放在她兩腿之間時，發(fā)現(xiàn)它們也是冰涼的，直到把手移到她膝蓋以上的部位，我才感受到血液供給生命的熱度。

　　而后，我挪了把椅子面朝她坐在床邊，握住她那只沒被固定的手，此時我又注意到她細長的手指。

　　很優(yōu)雅。一時間，我突然想知道她是否有家庭，接著我發(fā)現(xiàn)病房里沒有花，沒有孩子們畫的彩虹和蝴蝶，也沒有卡片。

　　房間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是一個被人愛著的人。

　　她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平靜地回答我說：“今天……我讓……家里人……都……回家……不想……他們……看見……”

　　她耗盡了后的那點力氣，再也說不下去了。但我已然明白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說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沒說。

　　她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留下……”

　　時間似乎停滯了。

　　在一片寂靜中，我感覺自己的脈搏加快了，我聽到自己的呼吸開始伴隨著她那不均勻的呼吸一起一落。

　　我們互相對視，不知怎么的，我們都意識到，這是兩個生命間的一個特殊時刻。

　　她那細長的手指很輕易地就攏住了我的手，我微笑著慢慢點了點頭。

　　無需任何語言，我從她發(fā)黃的眼睛中感受到了她對我的謝意，她慢慢閉上了眼睛。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她又睜開了雙眼，只是這目光里沒有任何反應，只有空洞的凝視。

　　沒有一點先兆，她那細弱的呼吸停止了。很快，微弱的脈搏也消失了。

　　一顆淚珠從她的左眼中流出，滑過臉頰，落在枕上。

　　我開始輕聲哭泣。

　　對這位迅速走進又走出我生活的陌生人，我心間涌起了一股感情。

　　她的痛苦結束了，可她的生命也結束了。

　　我依然握著她的手，漸漸地，我意識到我并不害怕這種感情之戰(zhàn)，意識到這實際是她賜予我的特殊榮幸，而且我還樂意再來。

　　克拉克夫人沒有讓她的家人目睹這一幕他們或許無力面對的人生插曲，卻與我分享了它。

　　她不想讓家人看著她死去，然而她也不愿孤獨地離去。

　　不應當有人孤獨離去的，我很高興能守候在她身邊。

　　兩天后，我在報上讀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

　　原來她是7個孩子的母親、18個孩子的祖母、教會里的活躍分子、社區(qū)志愿者協(xié)會的領導人、音樂會鋼琴演奏家、從教30余年的鋼琴教師。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樣細長而優(yōu)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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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90歲的母親近得了中風。

　　她是個慣用右手的人，如今卻不能移動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對她而言，它們已沒有用了。

　　她雖然還可以發(fā)出聲音，卻無法讓人明白她的意思。

　　這種狀況持續(xù)了兩個月，因為一直沒有好轉的跡象，醫(yī)生告訴你她可能永遠也不能康復了。

　　在此之前，你的母親一直健康活躍，生活自理，獨自居住。

　　如今她卻要完全依賴他人了。

　　而后，X光透視顯示，你母親肺部受到感染，這是中風病人的常見病癥。

　　于是醫(yī)生給你打電話，因為你是她在世的親人。

　　“我們可以用藥物治療感染，一周后她可能會好起來，”他說，

　　“我說‘好起來’，是指她會保持她感染前的狀況──直到出現(xiàn)某種別的病菌。

　　或者，我可以停止給她用藥，這樣一來，她可能三四天后就會去世。

　　我們可以讓她舒服地度過這幾天，辦法是給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藥。

　　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種方法？”

　　這是個棘手的問題，對不對？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著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親活在因中風而變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

　　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讓母親坐以待斃。

　　我來告訴你我在這種假想的情況下會怎么做。

　　我會說：“不要給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藥物了。

　　要讓她舒服，然后看看會發(fā)生什么情況。也許她會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會死得安詳。

　　我不愿擔當硬讓自己的母親活受罪的責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我多次碰到這樣的病人。

　　近，我給一位80歲的患肝癌的婦女動過手術，但沒有成功。對緩解癌癥導致的問題我無計可施。

　　她是個聰明女人，沒有任何直系親屬。手術后幾天，我坐在她身邊給她解釋了當時的情況。

　　“我可以給你用一些抗癌藥，”我說，

　　“但是它們會讓你難受，而且還治不好你的病。

　　同樣，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針管，給你輸液，這可以讓你在食欲漸漸消退時不覺得饑餓；輸液可能讓你的生命延長一至兩周。

　　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療，只給你吃維他命，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效果。我個人建議你選后一種方案。我會讓你沒有痛苦，然后看看會發(fā)生什么事�！�

　　病人選擇了聽從我的建議。兩周后，她安詳地、毫無痛苦地離世了。

　　而有時，要做出如此顯而易見的決定卻很困難。

　　近，我有一個病人嚴重中風。

　　他完全動彈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東西。

　　頭兩個禮拜我們給他輸液，后來又通過一根導管將食物從他的鼻子輸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舊昏迷不醒，而導管使他的喉嚨經常疼痛。

　　我與他的四個成年孩子商量，告訴他們我認為該把一根導管通過一個小洞直接插進他的胃里，這樣喂食他就不會那么痛苦。

　　我還告訴他們說：“我可以把導管拿掉，就讓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東西。有可能他活不長久，但他不會太痛苦�！�

　　沒有人愿意承擔允許施行手術的責任，也沒有人愿意允許完全停止給病人進食。

　　結果，可憐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個月，喉嚨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經常出血。

　　他死于嚴重感染──一種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為負責任的人，在需要做出這樣大的決定時該怎么辦呢？

　　歸根到底是個常識問題。

　　在我行醫(yī)的30年里，以及在這之前的數百年里，醫(yī)生和病人家屬一直合作默契，共同決定在疾病的后階段怎么做才對病人好。

　　有95％的病例，在恰當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決定。

　　另外的5％不能立即達成這樣的決議。遇上這種病例，做上幾天或數周的基本治療，觀察病人的進展之后，正確的決定就一目了然了。

　　在此我警告一句。

　　不論是家屬還是醫(yī)生，他們都不愿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

　　可是毫無疑問，如果任何一方堅持要有所謂“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政府代表或者職業(yè)律師）介入，那不但會拖長決策過程，而且在很多時候，決策還會更加武斷、更不人道。

　　我們試圖避免的就是中立。有權做出決定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病人、能將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

　　如果有一個地方應該禁止律師和政府官員的干涉，那就是危在旦夕的病人的房間。